施坚雅之前: 民国时期的农村市场调查与研究
本文主要聚焦1949 年施坚雅前往成都之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及乡村建设者们是如何关注乡村市场的，现研究概况的基础上，梳理其脉络，理解不同学术背景的乡村市场调查，及其各自的特色与学术位 置。对“施坚雅前史”的讨论，不仅有助于反思施坚雅理论形成的背景，亦对理解民国时期“到民间去”的社会调查与乡村重建运动不无裨益。
作者：邵华
来源《史林》2022年第6期
在施坚雅 1949—1950 年成都高店子田野调查之前，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调查与研究已有不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导的清河调查、乔启明的淳化镇调查以及杨庆堃的邹平市集调查是早期农村市场调查的代表。曲直生和冯和法则从理论层面对农村市场进行分析。抗战全面爆发后，受国难影响，内迁的学术机构及当地学者开展了以大后方为试验场的调查。梳理上述调查与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化对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市场研究谱系的理解，另一方面亦可加深对施坚雅田野调查所处学术场域的理解。
农村市场; 施坚雅; 杨庆堃; 清河调查; 大后方
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理论在1964年首次提出后引起广泛回响。针对“六边形”市场结构模型、将农村集市作为农村社区核心及其他观点，不少学者从学理与实证两方面进行修正，涉及区域包括华北、西南等。若将此视为“施坚雅后史”，在施坚雅发表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系列文章之前，中国学界对农村市场的已有探讨，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调查与研究，或可称为“前史”。然对此关注者尚不多。1948年，有调查者说:“许多社会学者对于农村社会的调查贡献颇多，但关于小市镇及墟集的调查却很少见。”20世纪90年代，仍有学者认为“有关本世纪前半期乡村集市问题的研究，就论文数量而言，不过十数篇，专著则更难寻觅”。
随着著作译介、访谈发表及1949—1950年成都高店子田野调查笔记出版，已不难看到，施坚雅的思想资源中确有民国时中国学者对农村市场的调查。他在论文中指出:“对农村市场的实地调查是由中国社会学家们开始的。乔启明和杨懋春，两人都在康奈尔大学受过农村社会学的教育，最早认识到了市场体系的社会意义。杨庆堃1932—1933年做的实地研究至今仍是第一流的。”杨念群将施坚雅对杨庆堃的引用，以及之后施坚雅模式在国内的传播称为“理论旅行”。陈倩通过对比揭示施坚雅对中国学者观点的吸收，提出在施坚雅的观点中，“中间集镇不仅是较大的中间市场体系的中心地，也是一个较小的基层市场体系的中心”，即来自杨庆堃;对集镇区域边界和乡村基层的政治秩序等问题的讨论，则受到杨懋春启发。最近，赵大琳利用施坚雅的田野笔记，分析了蒋旨昂、李安宅等社会学人对施坚雅的影响。
在1949年施坚雅前往成都之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及乡村建设者们如何关注乡村市场?围绕乡村市场又进行了哪些个案调查与理论探讨，其理论与现实追求何为?本文力图在呈现研究概况的基础上，梳理其脉络，理解不同学术背景的乡村市场调查，及其各自的特色与学术位置。对“施坚雅前史”的讨论，不仅有助于反思施坚雅理论形成的背景，亦对理解民国时期“到民间去”的社会调查与乡村重建运动不无裨益。
调查与理论:早期农村市场研究诸家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试验区与清河调查是中国社会学者最早进行的大规模市镇社会调查。1928年，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一笔款项，用以开展研究与实地调查。该系选定位于燕大东北三里的清河镇作为田野点，进行了持续十余年的社会调查。1937年燕大南迁之后，赵承信继续推进清河调查。1938—1941年，燕大继续组织了平郊社会调查。侯俊丹指出，甘博(Sydney D．Gamble)、步济时(John S．Burgess)开创燕京社会学派之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焦点与指导方法曾发生转变。甘博、步济时、李景汉等在1920年代及以前的社会调查注重细描社会基本情况和搜集数据，关注“城市社区单元以及其腹地如何受到城市影响”;但是，自1928年的清河调查开始，燕大社会学系将乡村市场市镇(rural market town)放在分析的首位。这一转变是受杨开道的影响。他认为，农村社会学应当致力于研究农村社会城市化、现代化变迁的标志———市镇社会。同时，市镇社会又不仅是一个围绕农产交换而形成的社会体系，它还是一个建立在村落联合基础上，“具有现代组织化基础的地方共同体”。侯俊丹对这一转变的揭示构成本文展开的起点。
最早公开出版的清河调查成果是许仕廉1930年用英文撰述的Ching Ho : A Sociological Analysis。次年6月，该文中文版发表于《社会学界》第5卷。此后，围绕清河试验区，燕京大学又有不少调查报告、研究论著与学位论文。但1938年清河调查启动十周年时，总结者黄迪对现状并不满意，他认为当时“主要工作是偏于农村建设的试验”，“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可谓尚未实现”，且“时常间断”。
当时，社会学系所做研究已有不少，被分为“镇的研究”“村的研究”“村镇礼俗的研究”“试验区工作的研究”四类，但都被黄迪视为村和镇的分别探讨，“对于整个的‘村镇社区’则尚缺乏一种有机的看法和全盘的介绍，而这‘村镇社区’在我们看来却是清河社区的真正范围”。1938年，黄迪的《清河村镇社区》是清河调查的十年总结，也是从“村镇社区”出发，以社区的整体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尝试。延续杨开道及1928年后燕京学派对社区与市镇之关注，黄迪“村镇社区”概念的提出试图构建乡村与市镇的社区统一体。赵承信也在该书后记中提醒读者关注“村镇社区”概念。
在黄迪看来，清河镇同农村的联系以“交换”为重心。交换不仅是经济关系的重心，也是村镇关系的枢纽。分析交换关系可以认识农家和村镇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清河农村并非自给自足，不仅生产、婚姻、借贷等关系需同外部交往，日常用品也得仰给于村店与镇店。商店是整个社区经济交换的重心。村镇社区的构成虽以经济交换为核心，却并非局限于此。其他公共活动，宗教、教育、政治、生活与社会组织，均在探讨范围内。通过结构式分析，得以厘清家、村、镇在“整个社区生活上的相对地位”:“家的重要是在于它是经济、婚姻与亲属的枢轴;村的重要在于它是正式教育、庙宇宗教和地方政治的舞台;而镇的重要则在于其为社区对外交换的媒介。”在此基础上，他得到的是中国社区的一般结构，足以代表中国内地大部分农村社会。
稍早于清河调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乔启明也提出以市镇作为乡村社会区划的中心，通过实地调查来划定市镇影响的乡村范围，以之作为乡村社会研究与乡村建设的依据。但该文主要以方法讨论为主。1930和1931年夏季，乔启明进行了更为系统的个案调查。最终成果发表于1934年，即《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对淳化镇公共事业与公共利益的考察。他考察了淳化镇经济、教育、宗教、社交与政治等五方面生活，以及村庄间如何在五方面发生联系、联合，进而组织起来，形成共同利益。这是确定“乡村社会”(rural community)范围的方法，他还据此绘制出“乡村社会图”。淳化镇“乡村社会共同生活的范围，以市镇商业范围影响为最大，所以我国乡村社会的领域应以商业范围为根据”，“将来改革乡村社会，划分行政区域，对于乡村共同生活不能不特加注意，使农民得有了解于政治的机会，并且能使商业范围、教育范围、宗教范围、行政范围打成一片”。乔启明深受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包德斐(K．L．Butterfield)*10和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桑德逊(Dwight Sanderson)的影响。不难看出，他力图借此革新农村公共组织，改良农民生活，为乡村建设提供参考。
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乡建工作者亦不乏对农村市场的关注。1935年1月，雷沛鸿主持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就曾对当地的两个圩市进行调查。两份调查报告格式类似，内容也大致相同，含地理、政治、商业、教育、卫生五方面内容，地理和商业较为详细。他们认为，既然圩市是地方生计之首，应以研究圩市来解答广西农村的种种问题，进而推及全国，“估量我全国之经济组织，及其所滞留的阶级，以推断我国经济出路、整个民族出路的正确动向”。其他研究者或也关注乡村集市，但对“乡村集市”的定义不同，如刘桐先探讨的河南百泉乡村市集，即为一年一度的大型庙会。
调查之外，也有学者着重从理论角度分析乡村市场与经济，以团结在《中国农村》周围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研究者最具代表性。其中，冯和法《中国农产物的原始市场:产地贸易关系的分析》一文着重探讨农村市场和农业商品化的关系，使用“产地市场”或“原始市场”区分农村市场。他认为，中国的产地市场，在“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业已破坏”，“农业商品化程度还没有发展到成熟了的资本主义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历史时期，“充分地表现出其威力”。受到农业商品化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小农，介入到尚未发展成熟的国内市场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正是原始市场最为活跃的时候。小农生活贫困，“为了要获得多量的货币，遂不得不尽可能的将农产物售出”，在原始市场上饱受商业资本“预卖”“抵押”、借款等形式的控制与剥削。“短期产地市场”的特点，削弱了农民在贸易时的主动权，又加剧了在市场交换中受到的损害。牙行和中间人利用度量衡、价格季节变动等因素牟利，更使情形雪上加霜。总之，农村市场推动农业的商业化，却是商业资本谋利、农民受剥削的场所。冯和法借此批评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只是加重“各省之间贸易的壁垒”，使“农民生活更加倚重于产地原始市场而已”。
曲直生亦对乡村集市作了理论阐发。他首先区分狭义和广义的“市场”概念:前者指具体有形的地点，其领域包括“参加该市场货物的来源地和去路”;后者“以某种商品为单位，凡与这种商品市价有关的地方、人员以及其他情形，称为该市场的领域”，是无形抽象的。经济发展之初，只有狭义市场，随着贸易扩大，广义市场逐渐发生。乡村集市，正是狭义市场之一种。
曲直生的经验证据来自对河北棉花运销的调查。市场制度研究，被他看作运销研究的先行工作，“详考市场的变迁，是经济史家的责任”。他将市场分为会(fair)、集(market)、行店(commission house)、同业公会(association)及交易所(produce exchange)等五种。前三种均与农村直接相关，但集才是最重要的农产贸易场所。市场制度被视为经济运行自发产生的结果，“除去新式的交易所及政府对牙纪的管理，其余一切都是根据需要而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系统组织”。曲直生又分析了市场性质与市场演化原则问题。前者以交易性质和在交易流程中所处阶段为标准来区分，后者则有从简单到复杂、由混合到分工两大趋势。“从简单到复杂”指市场设备、交易章程、区域范围愈发精密复杂，“由混合到分工”则包括商品的专营(specialization in commodity)与职务的专营(specialization in function)。与冯和法对中间人的批评不同，曲直生将其视为市场交易中职能分工的产物。“每种中间人的产生，多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不必对其过分担忧。只有在比较了“运销取务和费用”基础上，才能有“正当的批评”。
由于缺乏对村镇社区“有机的看法和全盘的介绍”，到1938年，十年来清河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并不能让总结者黄迪满意。不论是燕大的研究者还是乔启明，在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是对村、镇、市场及社会组织等进行结构性描述。农村市场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完全体现在经济层面，而是作为农民生活的中心，发挥联系村落、沟通村镇、整合社区的功用。在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以之作为乡建运动的着力处。与基于田野的社会调查不同，冯和法、曲直生对农村市场的探讨更关注农村市场在经济层面的性质与意义。前者关注到商业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其批评指向贸易中间人群体、帝国主义与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的国民政府;后者则将农村市场视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并分析了市场制度的演化过程，对农村市场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早期农村市场研究者以村镇社区为出发点开展调查，为不少后续研究所继承，产生了深刻影响。曲直生对农村市场演化的古典经济学解释，也成为不少研究接受的共识性前提。
变化与延续:杨庆堃的市集研究及其意义
清河社区调查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倾全系之力进行的持续性社区调查，杨庆堃围绕邹平市集的调查与撰述虽直接受燕大社会学系的影响，却是延续时间更久的个人研究，其撰述集中于1933到1944年，1960年代，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授课时，仍会专门讲授集镇。在燕大求学时，杨庆堃受到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Park)指导，后者鼓励学生用社区研究方法进行实地调查。费孝通回忆:“实地调查(fieldwork)是从C．K．(即杨庆堃，引者注)开始的。他于1933年的夏天到山东去调查市场政策(marketing system)。那一次我没去。我比他落后一步。他在前面，他开创了社会学方法的道路。”
费孝通的回忆并不准确。1930年，杨庆堃选修帕克的社区研究方法课，次年夏，即前往邹平进行市集调查。调查结束后经历意外，部分材料散失。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介绍邹平市集调查。1934年又在《大公报》上发表更为详细的研究，所据材料是“作者去年春末夏初间，花了3个月的工夫，在山东邹平县研究的结果”。1944年的英文著作中则交待，资料是1932年、1933年夏季搜集的。因而，杨庆堃至少进行了三次田野:1931年夏季，1932年春末夏初，1933年夏季。1934年，杨庆堃以《邹平市集之研究》一文获得燕京大学硕士学位。1938年，又以有关市场制度研究的论文在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44年，在美国出版关于邹平农村周期市场的英文专著。本节以公开发表的三份文献为分析对象，试图厘清杨庆堃的农村市场研究中的变化，并探讨他与同时代其他农村市场研究者的差异。
为何选择农村市场进行讨论?1933年的文章中，杨庆堃交待，其主旨在于通过对西力冲击下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分析，展现社会变迁的面貌。他批评当时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关注西风东渐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但却忽视对基础———经济结构的研究，尤其是工业化、经济组织等问题。农村市集“是农村经济活动的中心，它表现出农村中交换的形式和结构，这能指出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观察工业化与世界经济侵入农村经济的程度。“这对于中国目前的农村还是在自给自足的地域经济阶段上，还是已经卷入了世界经济的旋涡里这问题，有相当的解答。”
燕京大学的社区研究，往往被认为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缺乏对社会变迁的讨论。这也正是为何《江村经济》出版后，作为导师的马林诺夫斯基要在序言中赞扬费孝通“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杨庆堃的文章同样也对社会变迁给予了关注。
杨庆堃首先介绍邹平市集的“地位学”特征，即地理位置与地理分布，并追溯农村市集的历史，对市集种类进行分类，描述开放时间、市集组织和贸易情况。根据贸易量、活动范围和功能，集市被分为三等:一等集范围最大，二等集次之，三等集最小。三等集的范围“约是一个5里半径的圆圈”，一二等集则需要同时供给自身附近村落日常消费和较远的三等集的批发需求，其范围视一、二等集数量所定。一等集批发买卖较多，二等次之，“三等集则完全是为着供应几种简单的日常消费品”。“市集活动区域的形状，是受人口分配情形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同等级之间，交通便利程度、市集组织和商品贸易种类亦有渐次之差别。通过追溯孙家镇、大云寺两个集市的历史，杨庆堃指出，“社会的需要和自然的势力，是市集建立的原动力”，既存在因交通便利、贸易发展而形成的集市，也存在因“社会政治”原因而设立的集市。
杨庆堃特别强调“发庄”和大宗产品集散商人对“打破农村的自给自足形势”的推动作用。他举了棉花纺织与粮食贸易两个例子。机器纱经发庄运入后，从业者不再自行纺纱。商人于是将高价收买的棉花运到青岛、上海及日本，并运回机器纱。农民又因棉花销路好而大量种植，“改变了本县农作物的种类”。在粮食贸易中，“凡是有粮食市的地方，就有收买粮食的趸商”。他们将粮食运往济南等大城市，供都会人口消费。总之，“邹平的市集组织、经济活动，还是依着旧有的模式走……但是新的交通系统已渐渐的建立起，工业化的势力渐渐入，闭守隔离的地方经济已开始卷入世界经济”。
在1934年的文章中，以市集为媒介，农村同外界的经济及其他类型交往成为关注的焦点，市集作为交换组织的中心再次被强调。文章通过分析人口集聚与市集数量的关系以及市集货物来源地的变化，揭示“维持着各大大小小小的社会经济单位间关系的交换组织的发展形态”，从而回答当时社会科学界争鸣的问题———“自给自足的形势究竟是否仍然存在，及其近年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旨趣，体现出杨庆堃也参与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性质的讨论中。
此时杨庆堃已不再将市集分为三等，而是以功能差异将其分为基本集和辅助集。前者“是要满足地方人日常生活中消费和生产的普通需要”，货物种类、数量较少，后者则较多。通过实地调查及对全县“集头(即办该集牙斗税者)”的访谈，杨庆堃确定市集活动半径，并将其分为卖者(商人与卖货者)范围和买者(消费者)范围，以列表和图像的方式呈现。从中可以看到实际形状是多边形而不是圆形的。
该文继承了1933年文章的一个论点，即较高级别的市集，服务范围有两重———既包括附近村庄，也包括通过批发活动而影响到的较远的辅助集。作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统计出基本集的活动范围为5里至9里，辅助集多为10里，并由此得出半径“5里至10里是农村市集活动的最普遍的范围”。这一距离影响到新集设立和赶集活动。
对此前并未展开的市集服务的人口问题，杨庆堃在《市集现象所表现的农村自给自足问题》中做了更加详细的统计和分析，其结论是:基本集服务约6000人，4—6个基本集结合起来，构成约2万人的辅助集。他还对该县6个区中的市集数与人口数进行了回归分析，计算出相关系数是+0.569，显著性指数是0.19，“已足证明人口数和市集数具有很密切的正比例的关系”。
该文与1933年文章最大的不同，也是杨庆堃迥异于同时代研究者之处，是对市集在农村经济中作用与角色的理解。1933年的文章侧重强调受到城市经济与国外资本影响的中间人，是如何推动农村市场贸易打破乡村自给自足局面的。该文则强调分散的市集如何成为维持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因素。基本集不能“充分地供应其活动范围中人口的一切需要”，独立性不大，但2万人左右的辅助集却是“较能自给自足的独立单位”。辅助集将邹平农村社会“分割成许多5里至10里和由6000人至2万人的零碎单位”，并成为中心，“维持着将散而未散的自给自足局面的形式”。人口的增多和集聚并不能够改变某一市集的性质。5—10里的活动范围、6000—20000的供应人口，这种细胞式的单位只会因为人口增多而进行数量分裂，“以应付增加了的需要”，而不会“发展出新的活动方式。”在没有生产专业化、分工推进、规模化企业建立以及现代经济系统的情况下，市集扮演着维持自给自足局面的角色，数量越多，只能证明人口与经济规模扩大，却不是经济结构发生根本转型的表现。他进一步推论，“人口和市集的正项相关数愈高，则交易系统中的专业化和分工制就愈幼稚，在地方经济里，交易系统的分工制和专业化的幼稚，就是整个社会经济中专业化和分工制不发达的一个反映”，邹平市集与人口之间+0．569的相关系数，是“自给自足情势的一个典型的象征”。
同时代乃至今日多数学者多将市集作为农村经济商业化的结果，并认为市集反过来也推动了农村的商品交流和经济发展。市集数量、密度、贸易范围成为商品化、自然经济解体乃至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杨庆堃对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只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之后，才会冲击与打破市集系统。因为随着专业化和分工制的发展，人口和贸易趋于集中，交易中心会逐渐减少，人口数量与交易中心数量之间必然呈负相关。
但他最后也强调，“以上所述的只是自给自足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层壳子，在这层壳子未曾完全拆散以前，它里面所盛的内容已经起了变化”。他对邹平11个市集货物来源地进行了统计。
杨庆堃对51—100里范围内很少有农产品交换这一现象予以了特别关注，认为这正是地区内经济结构“没有显著的功能的分化”的结果。因而，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已经部分崩溃，不过“邹平仍然自己供给着自己大部分的衣、食、住，和生产的工具与原料”，“在交换的组织上，零碎分隔的活动的单位，仍然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结构，这是一个将散而未散的、参杂错综的残局”。这种结构的维持者，毫无疑问就是市集的发展。
1944年，在《一个华北的地方市场经济》中，杨庆堃对邹平市集研究进行了总结。该书的国际影响更大。作序者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布鲁默(Herbert Blumer)称赞这项研究填补了西方对中国地方经济和农村生活了解的空白。“周期市场”、地方贸易及相关经济组织，之前并未进入西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关注视野。对周期市场内部与互相之间经济合作(economic cooperation)的呈现，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认知其生活结构的。布鲁默同样发现社会变迁———工业化和国内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在这项结构性研究中的地位。他感叹道:“对我来说，一个未经专业训练的研究生，有如此的思考和洞察力，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最为称道的还是杨庆堃对三类周期市场的区分和分析，勾勒出从原始民间经济(primitive folk economy)向复杂工业与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用杨博士提出的三种市场类型，可以在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上大做文章”。
农村“周期市场”(periodic market)分为三类:基础市场(basic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与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主要区别有五:提供的货物与服务、参与买卖者的数量、交易量、服务地区的规模、同本地生产者的关系。周期市场同特定的地理区域进行经济合作，构成市场区域(market area)。决定周期市场服务范围的因素是步行距离。杨庆堃精心计算农民往返各级市场需要的时间，探讨了必要的支撑区域(necessary supporting area)的面积和人口。他发现，邹平基础市场和中间市场的半径在1．3—2．5英里(2．1—4．0千米)之间，覆盖人口在3500—8000人，中心市场服务区域半径在4—8英里(6．4—12．9千米)，覆盖人口约39000—50000人。至于市场管理、组织，则基本沿袭1934年的文章，强调度量衡、中介组织、维持秩序与公平的自我管理等内容。他将集期的安排、手艺人和行商的流动、年度庙会等视为“经济合作”(economic cooperation)的形式。对交通成本的关注则是之前论著中未涉及的，他认为“交通技术是决定空间范围和货物与服务交换的经济合作的基础性因素”。
杨庆堃对周期市场作出如下概括与分析:“周期市场是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此时经济活动与分工扩展到村庄之外，但并未发展为城镇经济;其“主要基础是小生产者的直接参与和一定程度上的地方性自给自足”;“当生产者生产他们自己的货物并同时供给相当部分自己所需时，中间人的服务就被降到了最低。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最重要的特征——周期性”。
因此，中国既非城镇经济，亦非以城镇作为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是一种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杨庆堃称之为二元性(dualism of town and market economies)。周期市场阻碍城镇对乡村的经济控制，城镇中的商店与贸易只有借助周期市场才能对乡村施加影响，尽管城镇的经济影响正在上升。邹平的七个城镇，近五十年来商店数量增长的速度要快于人口，“有相当规模的铁路城镇，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靠通过市场来吸收周围乡村的货物并将其出口到远方来控制周围乡村”。
杨庆堃在该书中特别强调了地方自给自足经济被打破。机制产品、机械交通、棉花贸易与纺织业等因素是其推手，最重要的是机器的介入。这看似与1934年的结论相异，实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反映出邹平地方经济受到外国资本、本国工业发展及交通改进程度加深的影响。杨庆堃期待，随着农业完全商业化和区域分工的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终将解体，“一个庞大的居住于城镇和城市的专门的贸易商阶层”将会承担组织贸易、供给需求的职能，并从中获取利润。这时，周期性市场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现阶段邹平地方经济仍是孤立的，自给自足的比重更大。
1944年正值战时，杨庆堃对此书尚有其他期许。既然“作为村际经济基础单位的市场中心和市场区域”仍在沦陷区和国统区普遍存在，战后中国的重建就一定要面对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分工，面临将现代经济力量纳入地方经济体系的问题。他据此提供一些建议，如发展廉价的现代交通体系。又如，周期市场所主导的经济区域，深刻地介入民众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其他生活。这就是人类生态学家(human ecologist，民国时译作“人文区位学”)所说的“自然区域”(natural area)，可以作为施行政策的单位以及社会活动和社区组织的核心。这一点，同战前乔启明、燕大清河调查及之后杨懋春的观点是一致的。
杨庆堃的学术贡献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与清河调查的结构功能分析不同，杨庆堃虽同样接受了燕京大学及帕克的社区研究方法指导，但他显然更关注世界经济、工业化、城市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迁。其二，对邹平农村市场的结构性分析，揭示出市集在维持分散的农村区域市场中的作用。杨庆堃也看到，自给自足的结构虽被维持，农村市场却已是暗流涌动，新的变革即将发生。凡此，唯有随着分工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现代经济体系的确立，方能破土而出，市集显然无法扮演这一角色。他选择用“城镇乡村二元中心”来概括该时期内中国社会变迁的过渡性特征。其三，他为农村市场研究确立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即提出农村市场等级划分——在1944年被概括为“基础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与“周期市场”概念。上述概念虽在1933、1934年的论著中已有体现，但在1944年的著作中方完成理论化，并最终推向国际学术的大舞台。
国难中的学术:战时农村市场调查
《清河村镇社区》发表于1938年，杨庆堃的英文著作发表于1944年，但二者的田野工作都在抗战前。抗战全面爆发后，农村市场调查与研究进入新的阶段。随着战争的进行，国土沦陷，大量高校及学者内迁，对西南的学术和学者也产生影响。大后方成为开展农村市场调查与研究的试验场，涌现出不少以四川、贵州等地作为考察对象的成果。这种繁荣，或可称为“国难中的学术”，带有发展生产、支持抗战、进行后方建设的现实要求。以福建协和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较具代表性。
内迁邵武后，福建协和大学农业经济系助教翁绍耳对闽西闽北等山区农村展开调查。1941年出版的《福建省墟市调查报告》，详细列出同安等19个县墟市的名称、数量、分布、交通及贸易结构等基本情况。翁绍耳将墟市看作交易形式落后的表现，指出沿海平原已无此类市场。虽在农产贸易、农业金融、信息传递和农政推行上具有重要意义，战时墟市却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墟市间缺乏信息交流;缺少货物存储设施;金融萧条，资本缺乏。他建议在各县设立墟市情报处，负责调查交流，以便利物资交换，并通过设立农业仓库来保障农产品的运销;亦可借仓库实施抵押贷款，活跃金融。此外，贵州大学农学院教授陆年青，对贵州10个农村市场进行了调查。但他的关注点并不是农村市场，而是以调查市场为契机，搜求价格数据，分析物价变动。
浙江大学战时西迁贵州湄潭、遵义，同样将农村调查与服务社会带到此地。农学院1941届毕业生寿宇即为其中代表。寿宇，鲁迅老师寿镜吾之孙，毕业后任职于湄潭的中央实验茶场，从事农业改进与技术推广工作，开展农村经济调查。他对农村市场，即“乡镇市场”尤为关注，先后对湄潭县农村市场、贵筑县青岩市、贵筑县花溪市进行了调查。寿宇“在湄潭调查农产一年有奇，于湄潭各场集得亲历其境”，认为农村市场可作为观察价格机制与经济原理的窗口。他首先呈现湄潭及乡镇市场在战前和战中的变动:浙大西迁于此，人口增多，农村市场繁荣，导致场期缩短、市场直径增大、交易产品种类增多。随后转入对农村市场数量、范围、种类等结构分析中。寿宇特别看到社会因素对场镇设立、运行的影响，“如场期之决定，市场各种商品陈列位置之分配，皆由人力所计划”。对贵筑县的两个市镇的调查与此类似。虽然寿宇强调农村市场在价格机制上的作用，在具体分析中却未能将之呈现出来。
西南本土高校的研究则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主。1941—1942年，该校社会学系教授李安宅率领全系在成都近郊石羊场开辟社会学训练站——“石羊场社会研习站”，一边同学生提供社会服务，一边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学生艾西由的《成都石羊社区的市场》即为成果之一。作者以农村市场切入，探讨社区内的经济关系，详细描述了肥料、蔬菜、粮食、牲畜等不同类型市场的运作形态，指出推行合作、便利运输是繁荣当地农业经济的重要手段。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及石羊场研习站因历时较长、经验丰富，为施坚雅调查提供了不少帮助。
在前述田野调查之外，对战时农村市场的理论研究，以李景清与钱英男为代表。李景清从历史角度来看市集之演进，分析市集的组织、起源、种类、运作等内容。他对市集的划分标准又与前述学者不同，将庙会、香市也放入讨论中，并将市场分为由地理背景而形成的、由宗教背景而形成以及“由特种物产的性质引起”三类。他的经验性证据主要来自杨庆堃1934年的文章。在描述墟场沿革、种类、特征、功能等方面的基础上，钱英男将墟场看作从自给自足之经济到货物贸易的一个发展阶段，强调墟场运行对农业与国家的意义，“今日图谋吾国家之强盛，吾农业之发展，对‘农产市场’务须详加研讨”。二者与战前曲直生的理论研究本质上并无二致，均是将农村市场看作市场经济自然演化之结果。
部分英文撰述虽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田野调查的时间在战时，展现出“国难中学术”的国际色彩，其中以斯宾塞、涂德仪、俞锡玑和伊莎白、杨懋春等人的书写最为典型。在施坚雅之前，美国地理学家J．E．Spencer有名为《四川乡村集会》(The Szechwan Village Fair)的研究。Fair指的不是庙会，而是乡村集市。Spencer将田野地点设在犍为，力图对四川场镇作素描，介绍贸易、人口、场期安排、商业程序等方面内容。他的实地“体验”用英文发表，也出现在施坚雅的参考文献中。
1947年，时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美国人类学家涂德仪(Mary Bosworth Treudley)，以7位社会学系学生的毕业论文为素材，撰写了名为《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的著作。书成不久，她即返美，后任韦尔利斯学院人类学教授。直至1971年，此书方由东方文化供应社公开出版。涂德仪得以撰成此书，缘于金大内迁成都华西坝后，同华西协合大学展开合作，广泛设立农业服务站，动员学生深入乡村，从事调查与研究。中和场距成都东门仅有十公里，涂德仪不通中文，甚至“从未去过中和场”，所以只能依靠学生提供的资料，归纳人口、商业、农贸、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以记录民俗民风。对女性与两性差异的描写是其特色，文字间洋溢着对饱经战争创伤的中国民众的热爱。但正如李德英所评，该书“以描述为主，甚少分析”。
同《中和场》一书具有相似背景，却迥异于涂德仪浪漫主义式描述的，是俞锡玑同伊莎白(Isabel Brown，婚后改名Isabel Crook)在1940—1942年间对四川璧山县兴隆场的调查。这份调查当时并未公开出版，直到2013年方经整理后译为中文发行。俞锡玑此时刚从北平来到重庆，受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之邀，前往该会在璧山县筹建的乡村建设合作实验区工作。数月后，伊莎白加入了这个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主持的合作实验区。5个月中，两人对兴隆场及全乡1500余户家庭进行了极细致的调查，涉及土地、人口、社会情况、居住条件等四方面，将兴隆场人的生活百态一一记录在册，成为了解战争创伤下四川极为珍贵的资料。伊莎白在序言中说:“沉重的负担(指支持抗战，引者注)业已将四川农村经济逼至崩溃边缘;另一方面，沦陷区下江人的大量涌入，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到处生意兴隆，日后成为洪水猛兽的通货膨胀不过初现端倪。”
由于未能及时公开发表且较少学理阐发，中和场、兴隆场的调查成果均未产生较大影响，“存史”的意义更大，而对中美社会学及人类学影响较大者，当属杨懋春的“应时之作”。在康奈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杨懋春受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从事中国乡村文化与农家生活的研究工作。当时，出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对日作战的需要，美国急需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于是他花了一年半时间，将论文写成专著，得到拉尔夫·林顿(RalphLinton)推荐，1945年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懋春首先从环境、人群、职业、生活等方面呈现村庄的基本情况，继而下沉到家庭，分析其类型、经济和各类关系，详尽地描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杨懋春受戴乐仁(J．B．Taylor)、桑德逊的影响，以社区入手分析乡村社会的组织，后者是他在康奈尔大学时的导师。鉴于村庄间通过市镇产生联系与联合，他特别关注村庄是如何通过市镇来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流，探讨了村庄在集日上的军事联合、教育联合、宗教联合、娱乐联合等公共活动。“集镇是最自然最合理的农村社区组织，因为它体现了同一地区的村庄之间的传统联系。”乡村社区的大小，即集镇的影响范围，由人口和交通决定，而“共同的利益”也是重要因素。
杨懋春对台头村的描绘是田园牧歌式的———租佃和睦、温饱犹足。阻碍台头村现代化的两大因素是:人口过于密集，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发展;社区组织和公共生活的怠惰。由于乡村社区是按照家庭组织起来的，存在家族、宗教等各色利益群体，村庄无法实现更广泛的联合。地方事务总是处于乡绅、族长和官方领导下，村民总是“驯顺”的，并不参与公共事务，无法构成民主的社区。对此，他指出，乡村重建计划必须在集镇社区组织的基础上展开。发展乡村工业、改进教育事业、推进公共卫生、兴办公共娱乐，均须借助集镇实施。以美国为借鉴，杨懋春将美国乡村的生产方式与社区组织作为中国乡村发展的未来。因而，中国乡村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既需要通过发展城乡工业，吸纳乡村人口，以便实施机械化农业和大规模灌溉;同时，培育乡村社区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以推进乡村重建。值得一提的是，在1930年代，杨懋春曾认为乡土社会既有的各类组织，是可供开展公共政治生活的历史渊源与有利条件。为此，他专门撰文讨论中国历史时期的乡约、保甲、社仓等农村组织，力图以此助益农村建设。但在台头村的研究著作中，看法已完全改变:村组织只是满足村庄消极防御的需要，而不能塑造“全村性的社会群体”、提供公共生活、关注“改善和重建方面的事”;台头村在亲属关系、宗族关系、宗教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基本上是分裂的;乡绅、族长、官方等传统精英也不可能在新的社区及公共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
“国难中的学术”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研究地点的转换和战争背景的介入。内迁的契机，让学者目光转向之前较少关注的后方。不论是翁绍耳、涂德仪、俞锡玑和伊莎白等人看到的战时墟市凋敝，还是寿宇等人从古典经济学角度理解农村市场运行，抑或是陆年青等人对农村市场数据的搜集，均旨在探讨战时背景下墟市之荣枯兴衰，进而或试图影响经济政策制定，提振大后方的农村与农业经济;或力图呈现战时民众生活的侧面。从翁绍耳、寿宇、钱英男、李景清等人的理论研究来看，大多将农村市场看作市场演化的自然结果，因此政策施行的关键在于提振农村市场、活跃贸易，以促进经济发展。这同杨庆堃的理论关注不同，也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农村市场的关注迥异。
杨懋春对台头村的探讨直接受到戴乐仁与桑德逊的影响，也呈现出对燕京大学社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继承，但与杨庆堃侧重经济生活、燕京大学侧重社会生活相比，杨懋春更为关注农村公共政治生活的产生与运作，这与乔启明较为一致，而后者也直接受到桑德逊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不是村庄，而是集镇及其附属村落———这是燕大清河调查、乔启明与杨懋春都认可的核心观点。在杨懋春看来，以集镇社区为单位，发掘民众自主性、塑造丰富而广泛的公共生活，是改造中国乡村的根本途径，最终归途是使之成为美国式的民主社区。
最后，从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学术经历和钱英男文章中征引的大量二手调查文献来看，农村市场已经成为后方经济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战后，此种趋势仍然延续，并体现在学位论文的撰写上:1947年夏，中山大学法学院学生黄世良，调查宜章县梅田墟;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的漆赫对成都市郊青羊场集市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余论
施坚雅到中国前预想了若干研究主题:技术与经济，社会组织，信仰和情感，农民生命周期(life cycle)等。施坚雅希望能将讨论聚焦于个体性格，为探讨中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作出贡献，也试图关注民间传说体系，进行文化变迁及中国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1949年夏天，他启程前往四川。从10月中旬到次年1月末，他在成都附近的高店子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田野调查，留下了田野笔记。
在施坚雅的笔记中，除对农村周期市场体系的观察和初步分析外，还可以看到施坚雅的其他学术兴趣，包括人口统计学和家庭结构、耕作与土地租佃制度、农村生活的细节描写等等。其中有些兴趣成为他日后撰述的一部分，如人口问题。反倒是原来的研究主题，他几无着墨。施坚雅的转变及其对农村市场的关注，一方面同田野调查有关，另一方面则受益于同成都学术圈的交流。
作为施坚雅的学术顾问，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李安宅、蒋旨昂两位教授一直在为他提供帮助和咨询，协助他确定以场镇为中心开展研究的方向、寻找田野点和调查助手、设计调查问卷等等。乡村建设系教授梁仲华同样对施坚雅的问题很感兴趣，并向施坚雅介绍了四川的乡村组织，指出当地社区能够按经济和政治两类标准划分，前一类依次是大城市、县城、场镇、幺店子，后一类为市、县、镇、乡、保、甲。施坚雅亦曾向乡建系教授晏阳初、家政系教授俞锡玑和当时成为他研究助手的华大社会学系学生“高先生”等人请教四川的基层组织及相关问题。晏阳初就曾与他探讨场镇、保甲、“幺店”及宗族联合。可以推测，没有他们提供的专业帮助，施坚雅很难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进展。
施坚雅刚刚到达成都，并向蒋旨昂介绍完研究计划后，后者立即将其引见给正在主持石羊场社会研习站工作的李安宅。1949年9月24日，施坚雅在李安宅的陪同下，趁着当天是集日，前往石羊场参观。据他记载，社会学系学生正以此为田野点，一面提供社会服务，一面撰写研究著述，已有若干文章和小册子发表。在战时及战后的四川，有数个关注场镇的田野调查正在展开:俞锡玑正同伊莎白围绕兴隆场展开调查，晏阳初及梁仲华的乡村重建事业也在进行。
正式选定高店子作为田野地点并入住房东林家之后，施坚雅一直同蒋旨昂保持密切联系。蒋旨昂早年就学于燕京大学，后长期执教于华大社会学系。他同样是燕大早期清河调查的训练中“结出的果”。燕大期间受到帕克的影响，他参与社区研究并撰写报告《卢家村》，抗战期间又撰有《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一书。施坚雅到成都的前一年，华大社会学系学生漆赫在导师张世文的指导下，撰写了关于成都市青羊集市的毕业论文。青羊集市是成都附近重要的集市，战时金陵大学教授柯象峰曾主持过青羊宫集镇社区的研究。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还曾在中和场设立服务站，多位学生据此撰写过毕业论文。而中和场正处于施坚雅田野地点高店子的影响范围之内。石羊场、中和场、青羊集市、高店子……战时及战后数年，成都近郊俨然成为农村市场调查与研究的核心试验场。
施坚雅的田野调查与农村市场研究，正是在“国难中的学术”的背景中产生的，后者又是民国农村市场研究谱系中的一环。梳理民国时期的农村市场研究，至少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首先，在施坚雅之前，关于农村市场的研究并非白纸，众多学者已投入农村市场的实地调查与理论研究之中，学科背景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田野地点几乎遍及全国。对农村市场的调查也已成为广泛传播的二手文献，进入学术争鸣的场域内。这对一个领域的成长而言，是至关重要。
其次，以农村市场为核心而形成的乡村社区(ruralcommunity)是很多学者关注的核心，而这又与近代中国乡村研究中的社区范式密不可分。影响最深者，当数帕克及其影响下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施坚雅最初也想前往燕大社会学系，但由于战事影响不得不放弃。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桑德逊的影响亦不可小觑。乔启明、杨庆堃、杨懋春均直接受其影响。桑德逊将社区看作是地方居民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结合形态，以市场为核心的交流则是构成区域范围的核心要素，对如何划定社区范围有不小的影响。
郑杭生、李迎生以“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来揭示早期社会学发展同乡村建设运动的密切关系。不论是燕大、乔启明还是雷沛鸿主持的广西试验区，都可以看到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市场研究的联系。希望借此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及衰败中的农村经济，以图改造乡村，挽救乡村，并将市场为核心的乡村社区作为改造乡村的施政起点，是不少学者的共识。但药方各异，立场有别。以冯和法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看到农村市场的剥削与不平等贸易，而杨懋春则希冀引入美国式的公共生活和生产方式。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土沦丧、高校内迁，辅之以抗日救亡的需要，后方农村在战时状态下又呈现出衰落与畸形繁荣的悖论局面，“国难中的学术”继而起之，将农村市场研究同救亡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
最后，与多数学者将市集看作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同，杨庆堃关注的是市集如何成为维持区域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助力，以及在一个受到世界经济、工业化与城市化影响的变迁社会中，不同等级的农村市场所构成的市场体系，其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在经济与社会层面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并最终提出了中国社会可能的变化方向。在民国农村市场调查中，杨庆堃邹平市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可能仍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